县医院的楼房不多，一座3层急诊/门诊大厅，两栋8层的内外科住院楼，一栋4层行政楼和一排后勤与设备混用的平房。以上楼房，再加上年前修缮一番的停车场，便构成了医院的主要建筑。
　　在附近租房后，我都步行来上班。走过抬杆车道旁的人行铁门，左手边的急诊/门诊大厅迎面而来。大厅的伸缩门长期开放，只挂着一排厚重的透明塑料门帘，在第一和第二层楼之间的外楼墙壁上，四个醒目的红色大字常亮着：胸痛中心。往前走，在右手边则建着一排低矮但宽敞的平房，后勤与设备都在此处，不时传出低沉的机械运作声响。
　　穿过大厅和平房中间的水泥路，再往里走，就是两栋彼此相邻的内外科住院楼。它们年岁已久，过去的设计如今看来，通风太少，采光不足，加上外墙断续剥落的灰白色方形瓷砖，逢雨天时会显得格外压抑。
　　每到工作日，我便在外科楼的一楼更衣室换了手术衣，通过内部通道——两段楼梯，走到第二层的手术室，也就是我上班的地方。内部楼梯的旁边原本是一堵厚墙，后来被改成全玻璃构造，因此，相比整座楼里的其他地方，这两段短短的内部楼梯采光异常充足，尽管只能看到医院最靠里的行政楼和停车场。
　　实际上，除了县医院，县里另有一家中医院，但从上月开始，中医院翻修住院楼以来，由于床位压缩，很多病源就都往这里走。医院突然的热闹，使一直零散的手术量增幅明显，绩效的确也涨了一些，但这份热闹有时又会使人感到一阵厌烦。
　　究其原因，在增加的手术量里，主要集中在普外科，比如阑尾切除、疝修补、混合痔外剥内扎和胆囊切除等。它们都是手术时间较短的手术，来得快去得块，无形之中也压迫着麻醉节奏。
　　上周五，我麻了六台，且都是短平快手术。尽管一身疲倦，但我还是回想着某两例病人的家属。对于麻醉科而言，签署麻醉同意书是医患沟通的重要组成，而白天的场景又非常经典。
　　第一例病人，6岁患儿，斜疝修补。我在广播上叫了名字，很快，一群成年人，大概五、六个，乌泱泱地涌进了麻醉协谈室，隔着玻璃窗喘着粗气，群情激愤地盯着我。
　　我翻开病历夹的麻醉同意书，他们立马围了上来，我每说一句，他们便要拧一次眉，每个人眼睛上方都像爬着两条毛毛虫。他们也不时提问打断我，看得出是忍不住打断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们又互相埋怨起来，“你问什么问？先听医生说！”“怎么，我没有资格担心一下？妈才是妈？爸不是爸？”立即，其他年纪大点的家属又一起骂他俩尽讲些有的没的。总之，他们很是焦躁，又有些可爱。
　　后来我总算把话讲完，镇痛泵选择上，他们又出现分歧。刚才炒嘴的年轻夫妇站到了一条战线，想安置镇痛泵，而其他年纪大的家属开始七嘴八舌，“听他们说的麻药用多了不好”、“镇痛泵影响记忆力”、“还要影响智力发育”等等话语，弥漫在麻醉协谈室里。我重新给年轻夫妇解释了一遍，他们最终拍板签下了镇痛泵。我转身进去时，年级大的家属还是不忘嘱咐一声，同时也带着某种祈祷，“阿弥陀佛，医师诶，就麻烦你好生照看了哈！”
　　这样的家属，是群体家属，最常见于儿科病人，他们往往目标一致，在参与医疗的过程里抢着事情做，也生怕自己对病人的爱与责任被别人分去。
　　第二例病人，73岁男患，混合痔外剥内扎，我接连在广播上叫了好几次名字，正准备打病历夹里留下的家属电话时，一个两鬓泛白、头发有些乱蓬蓬的女人才慢吞吞走进协谈室来。
　　她极瘦，脸上皱纹很深，有如枯柴，伏在窗台上的一双手却很大，青筋凸起，每一片指甲都很厚实，像是披在指头上的盔甲。我一一讲起病人的情况，半麻和全麻的区别，然后讲术后镇痛泵。我尽量说得大声，她听得也很认真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听力下降的原因，她依然把耳朵紧靠窗口，几乎就要将整颗头塞进来。讲完后，我问道，“老人家，听明白了吗？半麻还是全麻？需要镇痛泵吗？”
　　恍然大悟似的，她立起身来，接着却摆了摆大手，咧嘴一笑，说道，“医师诶，我不懂，你们说啥就是啥。”
　　我又问，“老人家，你的子女呢？”
　　她说，“都在外面打工呢，只有我跟老头。”
　　签字时，她也只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于是我先在白纸上写了一个“夫妻”，然后再让她照着样子画。她很努力地画着，但歪歪扭扭的总是不成样子，我只得等着，有那么一会儿，我觉得我也老了。
　　我反复想着他们，特别是那位削瘦的老人，她不该被人忘记，至少在我忘记之前，我应该把她写下来。